.pdf | 讀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場》

1903 年 6 月 25 日，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原名Eric Arthur Blair）出生在印度的比哈爾邦。1922 年 10 月到緬甸當警——因爲他學習成績太差，不太可能申請到獎學金，而他的父母又負擔不起大學的學費。

據我所知，幾乎所有在印度的英國官員都有感到良心不安的時候。例外的人也是有的，但他們從事的是一些有用的工作，不管英國人在不在印度都需要有人來做的事情，比如説森林管理員、醫生或者工程師。但我是警察，也就是説，我就是專製統治的機器。此外，在警察局你能更加仔細地看到大英帝國骯髒的一麵……緬甸人並不認可我們的執法，被我們關進監獄的小偷不會認爲他是罪有應得，他會認爲他自己受到了外國殖民者的迫害。
《通往維根碼頭之路》第九章，奧威爾回憶了他在緬甸當警察的歲月。

所以當了五年警察之後，他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不再成爲專製統治的一部分”，於是在1927年辭掉職務離開緬甸。《通往維根碼頭之路》在 1936 年 12 月冩成，不過自從冩完《通往維根碼頭之路》，奧威爾便自稱爲社會主義者。

李繼宏説：

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充分地體現在他生平最後兩部作品裡，其中《1984》凸現的是他的自由思想，而《動物農場》展示的則是他對平等的看法。

他也説了「從《動物農場》中，我們可以看出奧威爾的平等有兩層含義，首先是經濟上的公平。第二層含義是身份上的均等。」和「我想要反對的是那種留聲機的心態，那種正在播什麼唱片就隻聽什麼唱片的做法。」

我的讀書

我自己來說，好像從沒看過這麼有趣的寓言。可是書裡講的「有頭豬正在用兩條後腿走路」我好像常常見。

奧威爾在《英國的出版自由》裡説「早在1937年，我就開始構思這本書的主題，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冩下來。」和「如果説自由真的有什麼含義，那就是向人們説出他們不想聽的話的權利。」

《英國的出版自由》原文

早在1937年，我就開始構思這本書的主題，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冩下來。等到冩完之後，我髮現要將其付梓顯然是很睏難的事情（儘管當前圖書十分稀缺，任何東西隻要冠以書的名義就能“大賣”），後來果然有四個出版商拒絶刊行這本書。隻有一個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麵的考慮。其中兩個出版反蘇聯圖書已經很多年，另外那個向來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某個出版商^[1]剛開始倒是接受了這本書，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後，他決定諮詢信息部^[2]的意見；該部警告他，或者毋寧説強烈建議他，不要出版這本書。下麵的文字摘錄自他的來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個高官就《動物農場》給我的意見。坦白説，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現在我明白它爲什麼會被認爲非常不適合在當前出版。如果這個寓言隻是泛泛地影射獨裁者和獨裁統治，那是毫無問題的；但現在我終於明白，這個寓言完全以蘇俄的曆史進程及他們的兩個獨裁者爲藍本，它影射的隻能是俄羅斯，而不可能是別的獨裁國家。還有就是，如果寓言裡的統治階級不是豬，那可能還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這個修改建議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還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帶着官方的烙印——奧威爾注）。我認爲讓豬來當統治階級無疑會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點敏感的人，而俄羅斯人毫無疑問是很敏感的。

這種事情不是個好跡象。政府部門顯然不應擁有對非官方資助的圖書進行審查的權力（涉及國家安全的審查除外，這在戰時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但當前言論和思想自由麵臨的主要危險並不直接來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體。如果現在的出版商或者編輯利用職權不讓涉及某些話題的內容付印，那不是因爲他們害怕受迫害，而是因爲他們害怕大衆的意見。在這個國家，知識的懦弱是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必須麵對的敵人中最糟糕的，這在我看來已經是無需討論的事實。
任何有新聞從業經驗的人隻要憑良心説話，都會承認戰爭期間官方的審查不算特別討厭。我們並沒有受製於那種非常有理由出現的極權主義“調控”。新聞出版界的抱怨誠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現得很好，而且一直以來對少數派的意見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國出版審查的噁劣之處在於，它大體上是自願的。不受大衆歡迎的思想可能會被噤聲，可能帶來麻煩的事實可能會遭遮蔽，而且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隻要在國外生活得足夠長久，都會知道有許多轟動的重大事件——足以成爲頭條新聞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國的媒體之外，這不是由於政府的幹預，而是因爲大家普遍認爲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報紙而言，這種情況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國新聞業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數報紙掌控在幾個富人手裡，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動機去封殺某些話題。這種披着麵紗的審查也出現在圖書和雜誌出版業，以及戲劇、電影和廣播等領域。反正英國社會向來有一套正統的思想，一些大家認爲所有頭腦正常的人都會理所當然地接受的觀唸。有些話沒人禁止你説，但是你説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人們在女士麵前提到褲子“不太好”那樣。誰要是敢挑戰這種主流的正統思想，誰就會很快被剝奪髮言的機會。真正不合時宜的意見幾乎是不可能被聽見的，無論是在普通的報紙上還是在高端的雜誌上。
當前主流的正統思想要求大家對蘇俄隻能敬仰，不能批評。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也幾乎是每個人都遵守的。任何批評蘇維埃政權的嚴肅文章，或者揭露蘇維埃政府寧可隱瞞的事實的報道，都沒有什麼髮表的機會。而奇怪的是，這種全國人民不約而同地大拍盟國馬屁的事情，竟然會髮生在我們這個真正提倡言論自由的社會。因爲雖然你不能批評蘇維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評我們自己的政府。幾乎沒有人能髮表攻擊斯大林的文章，但攻擊丘吉爾倒是十分安全，無論是在圖書裡還是在期刊上。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五年，開頭兩三年我們爲國家的存亡而奮鬥，期間有無數提倡向德國忍辱求和的圖書、宣傳冊和文章沒有受到幹預就得以出版。另外，它們出版後也沒有引起太多的不快。隻要不涉及蘇聯的聲譽，言論自由的原則是相當受支持的。目前也有許多別的話題是被禁止的，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例子，但最病態的是社會上對待蘇聯的主流態度。它和從前一樣是自髮的，並不是任何團體施壓的結果。
自1941年以後，大部分英國知識分子總是照搬和重複俄國人的宣傳，這是很讓人吃驚的，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後來幾件事情上，他們也表現得奴性十足。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他們總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俄國人的觀點，然後再予以公佈，完全不顧曆史事實或知識分子的顏麵。比如説，英國廣播公司在慶祝紅軍建軍二十五週年時竟然沒有提到托洛茨基^[3]。這就好比紀唸特拉法加海戰^[4]而不提納爾遜^[5]，但英國的知識界沒有人出來表達抗議。而在談到幾個被佔領的國家的內部鬥爭時，英國的媒體幾乎都站在俄國人支持的派別那邊，譴責對立的派別，有時甚至不惜掩蓋真相。南斯拉夫祖國軍的領袖米哈伊洛維奇^[6]上校是個特別引人注意的例子。俄國人在南斯拉夫扶植的是鐵托[26]將軍，他們指責米哈伊洛維奇和德國人勾結。英國的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種指責，米哈伊洛維奇的支持者得不到辯白的機會，而與此相反的事實則徹底登不了報。1943年7月，德國人懸賞十萬金克朗捉拿鐵托，也爲活捉米哈伊洛維奇開出了相同的賞格。英國媒體大肆報道了捉拿鐵托的賞金，但隻有一家媒體用很小的字體提到米哈伊洛維奇也被懸賞的事情，而且他們還繼續指控後者跟德國人勾結。西班牙內戰期間髮生的情況也差不多。當時英國的左翼媒體也抨擊了俄羅斯人打算摧毀的幾個支持共和國的少數派，任何爲這些派別辯護的言論都是登不了報的，哪怕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在目前，英國的媒體不僅會指摘對蘇聯的嚴肅批評，有時候還會刻意掩飾這種批評的存在。比如説，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冩了一本斯大林的傳記。這本傳記自然含有不少偏見，但它是有銷路的。有個美國出版商準備將其推向市場，並且已經下廠印刷，我相信他還寄出不少預讀本請人撰冩書評。但這時蘇聯參戰了。這本書立刻被收回。英國媒體上沒有一個字提到這件事，儘管這本書的出現和它被封殺的事情是值得冩上幾段的新聞素材。
很有必要區分英國的知識分子自我實施的審查和因爲某些團體施壓而出現的審查。衆所週知，有些話題因爲“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討論。最有名的例子是對專利藥品的質疑。同樣的，天主教會對媒體也有很大的影響力，能在某種程度上封殺批評它的聲音。媒體很少會報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醜聞，而英國國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煩（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7]），那就是頭條新聞了。舞颱上或者電影裡也很少出現反天主教的東西。隨便哪個演員都會告訴你，如果某部戲劇或者電影攻擊或者取笑天主教會，那麼它肯定會遭到媒體的抵製，從而難以取得成功。但這種事情是無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組織都會儘量捍衛自身的利益，而且公開的宣傳並不值得反對。人們不會期待《工人日報》^[8]刊登不利於蘇聯的報道，同樣也不會期待《天主教先驅報》^[9]譴責教皇。但每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工人日報》和《天主教先驅報》是什麼性質的報紙。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蘇聯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評，而且在很多時候，你連自由派作家和記者坦誠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儘管這些人不會由於某些直接的壓力而被迫説謊。斯大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幾個方麵是不能被嚴肅討論的。這條規則自從1941年以來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經髮揮了作用。自那個時候以來，左派對蘇維埃政權的批評很難被聽見。反俄羅斯的文獻資料確實有很多，但絶大多數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場上，充滿謊言，觀點陳腐，而且居心不良。從另一方麵來説，支持俄羅斯的宣傳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樣充滿了謊言，這讓那些想要理性地討論重要問題的人心生反感。確實，你可以出版反俄羅斯的圖書，但你這些圖書肯定會遭到大部分高端媒體的忽略或者歪曲。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會有人警告你這麼做“不太好”。你説的話也許是真實的，但這麼説“不合時宜”，這是爲反動派“搖旗吶喊”。他們在爲這種態度辯護的時候，通常會説這是國際形勢所需，因爲英國急需和俄羅斯結盟，但這顯然是強詞奪理。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説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養成了一種忠於蘇聯的心態，他們由衷地認爲，質疑斯大林的智慧跟褻瀆上帝差不多。他們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俄羅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畢生反對死刑的人爲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間髮生的無窮無儘的處決拍手叫好；印度髮生飢荒會得到公開的報道，而烏克蘭的飢荒則會被刻意隱瞞，這種做法也被認爲是合情合理的。戰前知識界的氛圍就是如此，現在也沒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現在回頭來説説我這本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看到我這本書後的反應將會很簡單：“它不應該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諳貶損之道的評論者將不會拿政治立場來攻擊它，而是會另外找文學的理由。他們會説這是一本無趣而愚蠢的書，出版它純粹是浪費紙張。他們説的也許沒錯，但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人們不會因爲一本書冩得很糟糕就説它“不應該被出版”。畢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來，而且誰也沒有在意過。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説大部分知識分子，會反對這本書，是因爲這本書背叛了他們的領袖，在他們看來是有害髮展大業的。如果這是一本歌頌斯大林的書，他們是不會説它壞話的，哪怕它在文學上的缺陷比現在多上十倍。舉例説吧，左派圖書俱樂部[31]曾有四五年經營得很成功，這充分証明他們非常願意容忍刻薄的言論和邋遢的文風，隻要作者説的是他們想聽的話。
這裡涉及的問題十分簡單：是不是每一種觀點，無論它是多麼不受歡迎，甚至是多麼愚蠢，都有資格被聽到？如果你這樣問，那麼幾乎每個英國知識分子都會覺得他應該説“是的”。但如果你舉個具體的例子，問他們“攻擊斯大林的言論呢？它有資格被聽到嗎”，答案往往是“沒有”。凡是觸犯到主流的正統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則就會崩潰。喏，當一個人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時候，他要求的並不是絶對的自由。隻要組織化的社會繼續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審查就將永遠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羅莎·盧森堡説過的，就是“給別人自由”。相同的原則也可見於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反對你説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説話的權利。”知識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獨特標誌，如果説它有什麼含義的話，那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言説和出版他對真相的看法，隻要這麼做不會明確地給社會上其他人或者機構造成傷害。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依然信奉這個原則。我們的政府，正如我已經指出的，依然尊重這個原則。街頭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許在於他們對那些讓他們無法忍受的觀點沒有足夠的興趣——也依然隱約認爲“我支持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隻有文學界和科學界，反正主要是這些理應捍衛自由的知識分子，開始鄙棄這種原則，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
對自由主義的背棄已經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現象。馬克思早就説過“佈爾喬亞的自由”無非是幻覺，但姑且不提這句著名的論斷，當前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爲人們隻有通過極權主義的手段才能保衛民主。如果你熱愛民主，這種觀點認爲，你必須不擇手段去摧毀它的敵人。誰是民主的敵人呢？那不僅包括那些公開地、刻意地抨擊民主的人，也包括那些通過傳播錯誤的信條而“客觀地”威脅到民主的人。換句話説，保衛民主就是徹底摧毀思想的獨立性。例如有人已經用這種觀點來爲俄羅斯的大清洗辯護。就連最狂熱的親俄者也不會相信那些受害者全都犯了他們被指控的罪行，他們持有異端的看法，這就“客觀地”傷害了蘇維埃政權，所以不但屠殺他們是可以的，就連冤枉他們也是可以的。這種觀點也被用於爲當年左派媒體抹黑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西班牙內戰中幾個支持共和國的少數派的做法辯護。莫斯利^[10]在1943年獲釋時，媒體反對法庭向他頒佈了人身保護令，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這些人並不明白，如果你鼓勵極權主義的手段，那麼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將會被用於反對你，而不是擁護你。如果你坐視不經審判就將法西斯主義者投入監獄，那麼將來被這樣投入監獄的也許就不僅僅是法西斯主義者。在被查禁的《工人日報》複辦後不久，我到倫敦南區某個工人學院開講座。聽衆都是工人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的知識分子——以前經常在左派圖書俱樂部各個分支機構聚會的也是這批聽衆。我在講座中談到了出版自由，講完之後，讓我震驚的是，有幾個人站起來問我，我是否覺得解除對《工人日報》的禁令是個大錯誤？我問他們爲什麼這樣問，他們説該報對祖國的忠誠是很可疑的，而這在戰爭期間是不應被容忍的。我情不自禁地爲《工人日報》辯護，而這份報紙以前曾多次誹謗過我。但這些人是從哪裡學到這種純正的極權主義觀點呢？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從他們當中的共産主義者那裡學來的！英國人曆來有寬宏和大度的優良傳統，但這種傳統並非不能遭到破壞，我們必須通過有意識的努力來維護它。傳授極權主義教條的結果是削弱了自由的人民對什麼東西危險、什麼東西不危險的本能認識。莫斯利的案子就是例証。在1940年羈押莫斯利是完全正確的，不管他到底有沒有犯過罪。當時我們正在爲祖國的存亡而戰鬥，絶不能讓一個賣國賊逍遙法外。但在1943年不經審判就把他關起來是一種暴行。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明白這個道理，這是一種糟糕的跡象，不過釋放莫斯利引起的嘩然確實有部分是假裝出來的，還有部分是其他異議者的詭辯。但目前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歸咎於過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義”及其採取的那種不擇手段的做法呢？
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這種俄羅斯狂熱隻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普遍衰落的一個象徵。假如信息部橫插一手，下令禁止出版這本書，絶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將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現行的正統思想要求人們要忠於蘇聯，不能對其提出批評；在涉及蘇聯利益的時候，英國的知識分子不但能夠容忍審查，還可以容忍對曆史的故意篡改。舉例來説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記錄俄國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資料——作者約翰·裡德^[11]去世之後，這本書的版權落到了英國共産黨手裡，我相信這是裡德的遺贈。幾年後，在竭儘所能銷毀這本書的原版之後，英國共産黨髮行了經過篡改的版本，徹底刪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還拿掉了列寧撰冩的序言。假如英國仍然存在激進的知識界，那麼全國所有報紙都會揭露並抨擊這種造假的行徑。可惜實際上沒有任何抗議的聲音。對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來説，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對這種明目張膽的造假的容忍不僅僅意味着崇拜俄羅斯正好是當今的潮流。這種特殊的潮流很可能持續不了多久。在我看來，等到我這本書出版之後，我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很可能會被廣爲接受。但這有什麼用呢？用一種正統思想取代另一種正統思想並不是進步。我想要反對的是那種留聲機的心態，那種正在播什麼唱片就隻聽什麼唱片的做法。
我熟知各種反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觀點——有些觀點認爲這種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觀點宣稱這種自由不應該存在。我的回應很簡單：這些觀點並沒有令我信服，我們四百多年來的文明是建立在與此相反的信唸之上的。從差不多十年前到現在，我一直認爲當今的蘇聯政權是十分霸道的，我認爲我有權利這麼説，儘管蘇聯現在是我們的盟國，儘管我也希望英國和蘇聯能打勝仗。如果不得不選一句話來爲自己辯護，我會選擇彌爾頓^[12]的這句詩：

根據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則

古老這個詞強調知識的自由是源遠流長的傳統，假如缺乏這種傳統，我們獨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夠存在是很值得懷疑的。當今的知識分子正在遠離這種傳統。他們接受的原則是，要判斷一本書應該被出版或者被查禁，應該被稱讚或者被詛咒，標準不是它的優缺點，而是政治大氣候。有些人其實不持這種看法，但卻因爲特別懦弱而對其表示讚同。這種情況的典型例証是，英國有無數和平主義者從來不反對當今社會上盛行的對俄羅斯軍國主義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義者看來，所有武力都是邪噁的，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停地敦促我們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們有多少個人曾經提出由紅軍髮起的戰爭也是邪噁的？顯然俄羅斯人有權利保衛他們自己，而我們這麼做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這種自相矛盾的表現隻能有一個解釋：他們很懦弱地想要和大部分知識分子維持友好的關繫，因爲那些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指向的是蘇聯，而不是英國。我知道英國知識分子的懦弱和虛偽是有很多理由的，實際上我能把他們爲自己辯護的藉口背出來。但至少讓我們別再鬍扯什麼反抗法西斯主義是爲了保護自由。如果説自由真的有什麼含義，那就是向人們説出他們不想聽的話的權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記得這個原則，並且也實踐這個原則。在我們國家——各國的情況不儘相同，共和國時期的法國^[13]不是這樣的，當今（比如説1945年〈！〉）的美國也不是這樣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義者，想要玷污知識的正是知識分子——而我冩下這篇序言，正是爲了讓大家注意到這個事實。